使命:让公众场合随处可见残疾人。口号:自信、自尊、自立、自强,携手互助、共同创业。 理念一:他人得到就是我们付出的报偿,对社会有益就是我们存在的理由。理念二:架设一座心桥,增一分友谊,共走风雨人生路。理念三:越是残疾越要奋斗,越是残疾越要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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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漫议政治正确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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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3 20:09:15 |显示全部楼层
 一
  也许是作家里心肠最柔软的英国随笔家查尔斯·兰姆,在19世纪上半叶,表达了一个心愿:
  我相信,总有一天,女演员们不再动不动就被男观众们哄下台去。我相信,总有一天,时髦绅士会搀着一个卖鱼婆走出她那鄙陋的住所,或者帮助某个卖水果的妇女捡起她那些失散的苹果——那是被一辆过路的马车不凑巧撞落在地上的。……那时候,在有教养的人群当中,倘若有人使用“熬过了头的贞女”,或者提起某某女士“在市场上滞销”,就会立刻在听见这话的男男女女那里引起公愤。
  兰姆认为,只有当“妇女作为女性”的地位,得到男人“一定的恭顺、一定的尊敬”之后,我们才可以认定,“从基督纪元19世纪起,我们进入了文明时代。”世人惯把英国男人视为“绅士风度”的楷模,久居伦敦的兰姆显然不予认同,他看到的是:“那种跟最粗野的男性罪犯做事没啥两样的、常常公开鞭打妇女的习惯,我们才刚刚停止。”这一点,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曾在特里维廉教授的《英国史》中找到印证,书中写道:“打妻子,是男人公认的权利,不论地位高低,男人都打女人,且并不感到耻辱。”英国尚且如此,他国更加不堪。
  “卖鱼婆”的遭遇且搁置不论,因为,如果涉及底层民众,男性里“卖炭翁”的苦难,未必在“卖鱼婆”之下。再则,倘若由着笔尖书写女性历史上遭逢的种种不幸,博学通人随随便便就能把例子举到汗牛充栋的地步,并让每一页都填满屈辱的细节。这话题太大,不是我在讨论“政治正确”时需要面对的。实际上,即使暂且追随伍尔芙的视角,思考如下问题:为什么英国在19世纪之前没有出现过一位艾米莉·勃朗特式的女性文学天才,我们的心情就足够沉重了。这话题的核心是:正视性别中的智力压迫。伍尔芙说:“我发现,人们对于18世纪以前的女人一无所知,这真是可悲。我脑海中竟没有可以让我这样那样反复思考的例子。”原因当然不是女性的愚蠢,它只说明一个事实:人类另一半的智性天赋曾经遭到男权社会的全面打压,该压迫是如此彻底,以至智力出众、素以热爱阅读著称且特地跑到图书馆查阅资料的伍尔芙,空手而归。她的如下推测是合理的:
  偶尔会有一个艾米莉·勃朗特?……证实了天赋的存在。不过当然,这种天赋从不曾诉诸于纸上。然而,当人们读到一个女巫被人们所回避,读到一个女人着了魔,读到一个聪明女人卖草药,甚至读到一个出众的人有位母亲,我就会想到,我们正追随一位失落的小说家,一位被压抑的诗人,某位沉默而又不出名的简·奥斯汀,某位在荒野中撞破头或因受自己才能的折磨而使她在公路上扮鬼脸的艾米莉·勃朗特。
  甚至,当伍尔芙认为,“这里面有一点是真实的,就是16世纪任何一个有伟大天赋的女人都无一例外地会发狂、自杀,或者在村外孤寂的小屋里终其一生,半是女巫,半是术士,既为人所畏惧,又为人所嘲笑”,我虽稍觉夸张,仍倾向于肯定其中的“真实”。如果联想到欧洲历史上盛行过的猎杀女巫行动(博学的翁贝托·埃科就说过:“的确有许多无辜妇女只因为采集草药就被当成女巫判处火刑”),我得说,对于欧美民主国家迟至20世纪下半叶方始在言论世界形成的针对“性别歧视”的禁忌,我们必须怀有最大尊重,并确保该禁忌作为一项伟大的文明原则传之后世。就我而言,每当读到女权主义者的机智言论,都会满心愉快,比如针对“男人说女人不能和男人拥有一样的权利,因为基督不是女人”的蠢话,有人反驳道:“你们的基督是哪里来的?他来自上帝和女人,与男人无关。”再如,几天前见到一个文字游戏,有人比较了英语中的“英雄”(HERO)和“她”(HER),得出如下结论:离开了女人,男人只是“0”,我也觉得有趣。反之,读到男权主义者的霸道言论,我总无法克制内心的鄙夷,比如那句被个别国人视为俏皮的名言,出自文化遗老辜鸿铭,他曾试图以之替中国男人的纳妾传统辩护:“一个茶壶可以配四个茶碗,一个茶碗安能配四个茶壶。”这句话分明不值一驳,因为其前提未经论证:凭什么男人是“茶壶”,女人只能是“茶碗”?一般说来,永远是那些“除了不是女人以外没有其他资历的男人”(伍尔芙语),被这种话弄得喜笑颜开,那其实是荷尔蒙窜入大脑的征兆。
  女性在智力上遭受性别压迫的历史事实,有时最睿智的男人也会看走眼。约翰逊博士是一位难得的擅长替女性说公道话的人,伍尔芙对他敬仰有加。他说过一句令女人感动的话:“男人知道,他们不是女人的对手,因此,他们选择女人中最弱、最无知的。如果他们不这么认为,他们就永远不会害怕懂得和他们一样多的女人。”据说,说完这句话后,他唯恐听者误解,还郑重强调自己并非开玩笑。但是,当他提到“因为写作的才赋主要掌控于男性手中,迄今被泼乱世害人的脏水的,总是广大女性”时,我虽敬佩其中的人文情怀和道德力量,仍发现一个认知失误,极少出错的约翰逊博士颠倒了因果:女性先是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然后才貌似显得缺乏“写作的才赋”。个中因果,不妨参照女性主义学者凯瑟琳·麦金农的名言:“暴力巩固了合法性,而合法性又掩饰了暴力。”即,压迫摧毁了女性的求知欲和写作能力,被摧毁的能力又掩饰了压迫,最终好像女性之缺乏“才赋”,乃是天经地义,与压迫无关。这和愚民政策中的关联一样:长期推行愚民政策,会使民众不自觉地降低自由和理性追求,视奴性为天性。但因此认为他们命该如此,不配接受现代公民的要求,就失之阴险了。
  约翰逊博士曾假借一封读者来信,提及18世纪晚期英国女性的智性现状。那位读者写道:“有一两回我在女士中间谈了点原理与观念的问题,她们全都拿扇子遮起了脸,并对我说她们这些人除了剧院节目单,什么都不敢读,我和她们比起来显得太有学问了,接着她们就问我最好的珠子值多少钱。”
  约翰逊的描述肯定是准确的,但它只能说明女性遭受了智力压迫,无从证明女性缺乏智性才赋。借用伍尔芙的说法,假如艾米莉·勃朗特仅仅因为早投胎一个世纪而无法成为《呼啸山庄》的作者,那只是因为她的才赋被掌控权力的男权社会剥夺了;假如推理能力强悍、满脑子奇异凶杀场景的阿加莎·克里斯蒂生活在16世纪,她什么也写不了,只会以女巫的形象遭到邻人侧目,她的影响力不会超出方圆五英里,寿终正寝的可能性不足五分之一。
  二
  伍尔芙《一间自己的屋子》,是一组女性主义的名文。她当时应邀作一个“女人与小说”的演讲,脑海里则萦绕着英国19世纪四大女作家,即简·奥斯汀、艾米莉·勃朗特、夏洛蒂·勃朗特和乔治·爱略特,她多次写过她们。只要想到她们,那几个应该“用大写字母写的‘女人和贫困’”,就会自动跳出。因此,她决定用一个简单陈述来概括演讲主题:“给女人一间自己的屋子,每年五百镑收入,让她坦白地说出想说的话,她一定有一天会成为一位诗人。”——“诗人”与“小说家”,在伍尔芙的用语里可以互换,比如她会这样写:“《呼啸山庄》是一部比《简·爱》更为难懂的书,因为艾米莉乃是一个比夏洛蒂更加伟大的诗人。”
  结合简·奥斯汀和勃朗特姐妹的身世与成就,伍尔芙如此醒豁有力的主题,竟意外地缺乏说服力。这几位天才恰恰都是在最不适合诞生天才的环境里成长的,她们全都没有“一间自己的屋子”,收入微薄,生活寒碜,但她们全都成长为了不起的文学天才。也许,如哈罗德·布鲁姆所说,把“一间自己的屋子”理解为“并非意指一个人独自潜心研读之所,而更多是指一种环境,在此环境中她们可以写出与斯特恩和奥斯汀齐名的小说,以及媲美赫兹里特和佩特的文学批评”,就更准确了。
  我们知道,简·奥斯汀那些趣味横生的小说,多是在“共用起居室”里完成的,别说独立书房,她可能连一张专属书桌都没有,只是在一块随便找到的小桌板上快乐地书写。勃朗特姐妹的情况也差不离,由于母亲早逝,孩子众多,父亲又收入有限,家境从来没有改善过。她们接受的教育也极不完善,《简·爱》里描述的那家阴寒冷酷的寄宿学校,曾是她们的真实处境,这种学校非但没有向她们提供良好教育,还因卫生条件恶劣,使不少孩子早夭,包括夏洛蒂的姐姐。世人一致认为,作家应该拥有丰富的生活经验,最好能“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简·奥斯汀和勃朗特姐妹在这方面也全面落选,她们都是寻常的乡村姑娘,读书不多,见闻更是有限,勃朗特姐妹几乎一直住在约克郡偏僻荒原上的那座牧师住宅里。如果不是她们拿出了令人震惊的文学杰作,即使约翰逊博士也不相信在这些乡下姑娘里会涌现旷世文学天才,就像我们不相信狮子会在太平洋(4.210, -0.02, -0.47%)上遨游。
  这几位早慧的女孩,都能在难以置信的年龄写出具有天才性的作品,简·奥斯汀的《爱情与友谊》写于15岁,作品的显著特征是“没有孩子气”;更罕见的是,她还拥有一种睿智者的笔墨特色:把讽刺贯彻始终。倘是同龄男孩,必会以神童之名获得乡里邻人的交口称誉,并早早离开乡村,走向伦敦,结交名流,或进入某个类似伊顿公学的名校深造。乡村女孩就没有这种前程了,简·奥斯汀得到的赞誉几乎从未超出自家起居室,只有哥哥姐姐肯定她的才能,一出家门,撞上的几乎都是冷脸和讥讽。有人说她“脾气怪,爱装模作样”,“最爱拿腔作势、只顾忙着找对象的一个轻浮丫头”,“一个最古板、最拘谨、沉默寡言的‘老小姐’”,“一个人人害怕的怪物……一个一声不响、专写别人的女才子,当然叫人害怕!”如果不是《傲慢与偏见》带来的成功,她“在社会上就像一根拨火棍儿或者一块防火板那样,绝不会受人注意”。至于勃朗特姐妹,她们只能通过自编文学小集子来彼此依偎取暖,互相肯定。“掌控”权力的男权社会非但没有向她们施以援手,还用一种性别傲慢,增加她们的心智挫折感。夏洛蒂·勃朗特向当时的桂冠诗人骚塞寄出诗作请求指点,得到如下训斥:“文学——不是妇女的事业,也不应该是妇女的事业。”勃朗特姐妹所能做的,只是投稿时分别起个男性名字,承认自己的性别挫折,安抚男性的莫名傲慢。
  总之,伍尔芙“一间自己的屋子”和“每年五百英镑收入”的标准尽管完全说得过去,但鉴于天才拥有不受常理拘囿的特权,具体到伍尔芙最想作为例证的对象,她反而失去了准心。简·奥斯汀等人的成就证明:只需拥有男性作家十分之一的资源,女性文学天才就可以脱颖而出。与19世纪之前相比,她们只不过凑巧拥有了那十分之一,决不更多。伍尔芙归纳的四大女作家,都没有孩子,其中只有两人结过婚。《简·爱》的作者夏洛蒂·勃朗特结婚未满一年即因病去世,还带走了腹中的孩子。那真是应合了蚌病成珠的意象:人间给她无尽的摧残,她还你一颗无瑕的珍珠。
  就说弗吉尼亚·伍尔芙,她有时被认为拥有无可比拟、无法复制的成长环境,美国一套伍尔芙丛书的封底介绍里,曾用这样一句话开头:“没有任何作家能够出生在比她更优越的环境中。”在她的童年和少女时代,如哈罗德·布鲁姆所说,“约翰·罗斯金、托马斯·哈代、乔治·梅瑞狄斯以及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等人常常聚集在她父亲的住所,她的亲戚中还不乏达尔文及斯特雷奇这样博学的世家,所有这些都促进了她的发展。”父亲莱斯利·斯蒂芬爵士曾是英国文学评论家。成年后的伍尔芙作为著名文学社团布卢姆茨伯里派的成员之一,不仅没有脱离、有时还能主导英国的文学发展。看过电影《时时刻刻》的观众,也能对伍尔芙婚后的生活有所了解:家里大得可以办一家印刷厂,“一间自己的屋子”及“每年500英镑收入”,自是不在话下。
  但即使家境如此优越,才华如此夺目,仅仅因为是女性,也只能被迫从事与自己的才华志向极不般配的工作。她曾这样谈到自己:
  以前,我只能在报社里谋点零活勉强度日,诸如报道一下这里的骑驴表演,或是报道一下那里的婚礼。我也曾为了赚几个英镑,替人在信封上写姓名和地址,读书给老太太听,做假花,在幼儿园教小孩子念字母表。这些是1918年之前女人可以做的主要职业。……直到现在,我还受着比上述两者更厉害的伤害,那就是那种日子在我身上产生的恐惧和愤恨的毒物。首先,总得做自己不爱做的工作,像奴隶一般谄媚、奉承。或许不一定总要这样,但又似乎需要这样,因为冒险的话,赌注太大了。
  伍尔芙早年曾受到家里两个同母异父哥哥的强暴,身心受到的摧残,直接导致她持续一生的精神症状,并最终迫使她在59岁时,揣着几块大石头自沉河底。——这可是最不幸的男性作家也不易遇到的打击,而撞上此等不幸的女性作家,还被认为交上了足够多的好运。
  伍尔芙的文学随笔一直是我的珍爱,尤其在知道她的身心状况后,我对她灵动洒脱的文笔、仿佛含有女性体温又充盈着经验常识的睿智见解,更是充满钦佩。假如生活在更早的时代,她会以女巫之名被烧死吗?这个假设让人不寒而栗。当男人主导性别上的智力压迫时,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在实施压迫,还以为在主持正义呢,因为《圣经》有言:“不能让女巫存活”。所以,如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所说,“在启蒙时代初期,欧洲各地仍在到处火烧巫婆。”
  三
  奇怪的是,当女性随着社会总体文明的提高而在19世纪下半叶逐步获得教育的权利,有望进入那个此前一直由单一性别掌控的智慧殿堂时,男性世界一度表现出如丧考妣的群体癫狂。而在此之前,当女性安于自己的现状,只是体现出一种空谷幽兰之美时,男性作家倒也不吝赞词,例如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的抒情诗名作《露西》。但是,他们坚持认为,学术和艺术的世界必须维持封闭格局,只能由一小部分男性精英实施排他性的精神统治。他们认定,任何属于女性的特征,都必然会对高贵的精神世界造成污染。
  我曾以为,判断个体的人格格局,可以通过考察不同的自豪点,得出准确结论。如果“君子慎独”作为最高(即使周边空无一人,他也捍卫个体的自尊,不假于物,拒绝做出任何辱没个体人格的事情),那些仅仅因为自己的性别就洋洋得意的男人,无疑处于最低点,因为那表明,他在舍此之外的任何领域,都找不到可与他人一较短长的机会,被迫从上帝的随机性选择里感受一股卑微豪情:他啥能耐都没有,却能凭空对人类中的半数获得优势。与之同属最低点的人物,则是那些仅仅因为自己的出生地或所属民族,就不仅产生过量豪情,还对不符合上述随机性条件的人群产生大剂量蔑视乃至仇恨的家伙。忙于猎取未经自己努力而获得的优势,通常总是所谓“废柴”特征。
  但奇怪的是,最初那些对获得教育权的女性怒不可遏、近乎集体失态的男性,公正地看,我们还不得不称他们为“精英”,单纯叫他们是“废柴”,恐怕有点自欺欺人。我们只能说,由于之前的文化对他们过于善待,当意识到这种仅对他们有利的文化有可能一去不返,他们的心智仓促间不及反应,遂致失态。
  英国学者约翰·凯里在《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学知识界的傲慢与偏见》一书中,提到了大量例子。这些例子都极度令人扫兴,我且摭拾一二:
  尼采宣称,一个有深度的男人只会以“东方人的方法”去想女人。
  尼采坚持认为,教育应该始终作为一种特权,高贵而精致的东西永不寻常。“从长远来看,人人学读书将不仅毁灭作品,还毁灭思想。”
  (英国学者)克莱夫·贝尔确信,没有艺术家相信人的平等。“所有的艺术家都是贵族。”……“人类大众将永远不可能作出敏锐的美学判断。”……和一般知识分子一样,贝尔认为教化妇女特别困难。
  温德姆·刘易斯认为,蔑视妇女和小孩是正确的男性知识分子的立场。……“软弱”、“无力”和“女人的臭气”被他看做是与艺术冲动相对立的,因为艺术冲动根本上是优雅的、理性的、贵族的和有男子气的。
  一边剥夺女性的教育和写作权利,一边嘲笑女性愚蠢,这和打断一个人的腿,再嘲笑他是个跛子,有何区别?不少学者都曾指出,写出“你要去找女人吗?不要忘了拿着鞭子”的尼采,恰恰最没资格这么说。由于年轻时不幸在妓院里感染了梅毒,尼采在女性面前的姿态是低微的,向莎乐美求婚时,“声称愿意接受禁欲的婚姻。”
  应该感谢相关“政治正确”的禁忌,助我们走出那个愚昧阶段。由单一性别把持的文明,终究是跛脚的,人类的精神共同体只能由人类两性共同执掌,不分轩轾。我们最好能够展望,单向度的性别战争(无论发起者是男性还是女性)只具有过程的价值,我们终将在一个新的高度,迫使相关禁忌因其缺乏现实针对性而消亡。伍尔芙从来不是一个唯女性主义者,她说:“无论如何,当一个题目颇具争议时——所有关于性别的问题都是如此——人们也就不指望说出真理了。”我们当然指望说出真理,那只能从走出性别局限、使性别问题不再“具有争议”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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