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命:让公众场合随处可见残疾人。口号:自信、自尊、自立、自强,携手互助、共同创业。 理念一:他人得到就是我们付出的报偿,对社会有益就是我们存在的理由。理念二:架设一座心桥,增一分友谊,共走风雨人生路。理念三:越是残疾越要奋斗,越是残疾越要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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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漫议政治正确(一) 作者:周泽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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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3 20:08:31 |显示全部楼层
  多年前在网络论坛上,我顺着一位网友的帖子,引用了短语“农民式猥琐”。我不是该短语的首创者,也没有表示认同,我就是随意一引,然后扯别的去了。自然,引用前我也不会声明态度。那是一个小众论坛,场合轻松,如果随意写个帖子也得表明态度,难免显得一本正经,自视太高。
  但是,事情不妙了。一位具有农村背景的网友,严词谴责我歧视农民。这是一项谁也无法接受的道德批评,我得向他解释解释:我以自己写过的几篇小文为例——都是些至少可以证明我对中国农民的处境和人格抱有敬意的文字——试图平息他的怒火;我还小声提醒他,对某些词语不必过度阐释,尤其不应联系到对方的动机。我补充道:类似结构的短语并不罕见,它们通常只具有局部的认知价值,不宜视为“天下乌鸦一般黑”的全称否定,好比人们说“银行家式贪婪”、“政客式狡诈”、“知识分子式虚伪”,只是对某类性格特征的例举,不应认为说者头脑简单到这种程度,以至否定诚实银行家、坦荡政客和正直知识分子的存在。
  辩解总是无趣的,尤其当你发现,无论你说什么,对方都不打算接受。因为,该网友可能认为自己占据了有利的批评地形:他正准备捍卫中国农民的尊严,而我凑巧进入他的有效射程,他只需对我扣动扳机,就能完成对相应情感的抒发。他对我虽无恶意,但从辩论角度,我提到“农民式猥琐”时的鲁莽,又确实构成一份显见的论战利益,便于他把我拿下;他当然不允许我借助狡辩来金蝉脱壳。我记得他还提醒围观网友,本人来自上海。漂亮的一击!上海人在这里构成了我身份上的原罪,瞬间增强了他的批评火力。老实说,若非他的要求超出我的认错极限,我早就认栽离场了。他期待的辩论成果,是要求我向农民认罪。这不符合事实,我撒腿走了。
  这就是所谓政治正确之墙。之前我也撞上过一回,内容与女权有关。我不记得当时说了什么,一位具有女权主义倾向的网友突然勒令我住口。从口气推断,她断定那是一个我没有资格置喙的领域。不太好玩的是,她并未就观点本身与我展开讨论,她的矛头指向我的性别。这一次,性别又成了原罪,我的男性身份让对方以为,我根本不可能体会女性的真实处境。——尽管我并未声称自己有能力“体会”女性,我强调的只是“理解”女性。但这类语词分寸,在一种充满火药味的语词环境里,通常是被忽略不计的。——我畏缩了,回了八个字:“谢谢棒喝,遵命住嘴。”赶紧开溜。
  当然,与过激的女权主义者相遇,在我的个人经验里也仅此一次。这不完全是幸运,除了因为中国并非政治正确的高发地,还与我注重自我保护有关。但凡遇到这类狠角,我就像见到了一个“熊出没危险”的警示,自觉退避三舍,高挂免战牌。本来,说到对女性的尊重,我自以为不在任何男人之下,我甚至认为,刻意强调对女性的尊重,都是一种冒犯。真正的尊重理应化为无形,它应该内化为真诚的体认,而非拘牵于社交礼节。我尊重的女性作家和学者,如弗吉尼亚·伍尔芙、张爱玲、汉娜·阿伦特、苏珊·桑塔格等,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不逊于男性的。我从未因为他们的女性身份而产生迁就感,或者说,在这种时候,性别在我眼前消失了,我只在乎一种艺术或学术性别,它不以男女为界限,只以成就论高下。正是在这种无需降低标准的学术性别下,我毫无保留地向她们的才华和成就致敬。
  但是,你永远不能和这样的对手讨论问题——他的目标不是探讨学理,辨析观点,而是张扬一种无人敢撄其虎须的政治正确情感。为了保障这份情感正义,他必须在态度上碾压对手,以便对手最终变成一项祭品,用来强化那道正义情感的光芒。既如此,对于缺乏舍身饲虎觉悟的人来说,抽身避战就是明智之举。我当然没有这种觉悟。
  二
  我想起了法国学者雷蒙·布东在《为何知识分子不热衷自由主义》一书中的一句愤懑话:
  某些现代女权运动人士忘记了,为推动妇女平等权益写下巨作的最伟大知识分子之一,并不是西蒙娜·德·波伏娃,而是一位伟大的自由主义者:约翰·斯图尔特·密尔。
  我敢肯定,作者一定有过更糟糕的经历,才会作此提醒,意思是:那是一个男人,男人不等于男权主义者;男人同样会捍卫女性的利益,且表现得不在任何女权主义者之下。美国学者阿瑟·伯格对女权主义者的畏惧更加厉害,他曾以小说形式发泄怨气,在名为《哈姆雷特谋杀案——文学批评理论的另类读本》里,他虚构了这样一个情节:“是我用小斧子劈了她的脑袋瓜——那个视男人如寇仇的婊子、女性主义评论家娜斯塔西娅·斯皮瓦克-托洛茨基。”——我不欣赏作者的虚构,但同情他的遭遇:他的脑袋瓜多半被人用政治正确的刀笔劈开过。
  耶鲁大学文学教授哈罗德·布鲁姆同样被各号用政治正确代替文学批评的同行修理得灰心丧气,斗志全无。在《西方正典》里,他将缺乏创意、只凭某种主流的政治正确立场从事文学批评的家伙,统称为“憎恨学派”,他写道:“女性主义者、非洲中心论者、受福柯启发的新历史主义者或解构论者——我把上述这些人都称为‘憎恨学派’的成员。”他以近乎失魂落魄的口气指出:“在现今世界上的大学里,文学教学已被政治化了:我们不再有大学,只有政治正确的庙堂。文学批评如今已被‘文化批评’所取代:这是一种由伪马克思主义、伪女性主义以及各种法国/海德格尔式的时髦东西所组成的奇观。”他哀叹自己的老迈,又对现状的改变不抱希望,他说:“如果我是出生在1970年而不是1930年的话,我就不会以文学批评家和大学老师为职业,就算我有十二倍的天赋也不会作此选择。”他推崇英国18世纪的文学祭酒约翰逊博士——一位拥有十二倍天赋的巨人——但他强调,“即使是约翰逊博士,在如今大学的道德王国里也难以找到一席之地。”
  布鲁姆教授原是一位富有艺术见解、充满文学斗志的学者,但面对形形色色的政治正确之墙,也心生怯意,有时还会做出妥协。他在《西方正典》里坦白道:
  三年前,当我在政治正确的斯坦福大学于一阵骚动之后开始讲座时,我学会了对这类事情略加防范,所以如今我也注意避免冒犯这里的任何人。在斯坦福讲演是我在耶鲁以外的大学里最后一次露面,我说,如果一张书桌在运输途中脱落了几条腿,购买者是不会不要求退款的。而我们这些人现在在斯坦福以及其他地方却要得意地向人们推荐布置阅读那些已经掉了腿的书籍,仅仅是因为这些称不上是书的读物是由一些有特殊身份、性别、性欲倾向和族裔背景的人所写,或是涉及到那些流行于学界和媒体的憎恨政治中的东西。
  如你所见,布鲁姆教授露出了一张被政治正确吓坏的表情。这是正常的反应,不被吓坏才怪呢。美国庭辩律师李·贝利在那本被哈佛法学院用作教材的《舌战手册》的序言里,作过一个奇怪声明:
  最后,我想谈一下本书中代词的用法。在这个男女平等的社会里写这本书,我发现如果不断地把“他”转换成“他或她(或者人们)”会十分麻烦,所以我和其他很多作者一样,为了避免不断转换代词的麻烦,统一使用“他”。在本书中,“他”是一个中性词,不分男女。我无法找到一个更好的方式来处理这一代词转换的问题,特此向女性读者们说声抱歉。
  乍看之下,这是一个多此一举的愚蠢声明,作者写下这段话时,心情不可能愉快,我们唯一能够做出的解释就是,大律师被吓坏了。本来,语言隶属于传统,读者总是优先在约定俗成的框架内理解语言的含义。就传统而论,作者在学术著作里用“他”代指包括男女在内的人类整体,是一个无需解释的惯例,正如西方人说到船或猫时会以“她”出之,也只是遵循传统,别无深意。在不会制造歧义的地方强行斟酌,只会给读者平添负担,妨碍语言最本质的目标——清晰表达——的达成。但是,李·贝利是美国最著名的庭辩律师之一,当年曾和阿伦·德肖维茨等人一起,共同组成“世纪审判”被告辛普森的豪华律师团;他还有丰富的文学修养,在哈佛就学时读的是英语系,早期抱负是成为作家。因此,我们不能认为李·贝利作此补充是出于无知,如果不是对某种神秘力量的畏惧,他决不会听任自己表达得这么委曲和别扭。所谓“神秘力量”,联系到他的“抱歉”对象,当然与政治正确有关。
  中国篮球天才、曾在NBA休斯敦火箭队效力的小巨人姚明的一个插曲,也可作为旁证。他在火箭队战功卓著,获得球衣号码荣退的殊荣,最近回到了休斯敦。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主持人向他求证一个传闻,即姚明初到火箭队时是否曾因语言不通产生一个误会,差点遭到队中黑人球员的殴打?主持人是在明知故问,那件事早已众所周知:姚明当时英语不好,说话前总会下意识地带出上海口音里的“那个”,而听在黑人队友耳朵里,姚明好像在说“黑鬼”(nigger),自然不会给他好脸色看。然而,这难道不是一个一下子就能释怀的误会吗?一种语言的发音在另一种语言里发生意义错位,屡见不鲜,姚明先生又素以智商超群、富于幽默著称,他不难处理这桩误会。但我在视频里看到,姚明坚决不搭主持人的碴,无论对方怎么哄诱,他咬紧牙关,拒绝复述。我猜,姚明认为,只要开始复述,难免要再说一遍那个疑似“黑鬼”的词,而好事者有可能掐头去尾,截取一段几秒钟的小视频传到网上,那就百口莫辨了。总之,政治正确虽然有时看上去很傻,但它就是一个雷区,一旦触雷,谁也不能保证全身而退。
  理查德·波斯纳在《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里认为,对今日西方知识分子来说,不存在表达上的禁区,他们也不必担心受到政府迫害,但有一个例外:“今天的检查制度主要涉及‘政治正确’,它排除了随心所欲地谈论种族、道德、性别差异以及性导向论。”
  三
  事实上,作为一项不成文检查制度的“政治正确”,现已无所不在。
  2016年,好莱坞知名黑人导演安东尼·福奎阿重拍了《七侠荡寇志》(TheMagnificentSeven),他的老搭档、黑人影帝丹泽尔·华盛顿担纲主演。这是一部西部片,翻拍自1960年的同名电影,1960年版又改编自日本导演黑泽明的名作《七武士》,后者摄于1954年。
  三部电影我都看过,剧情很简单:一群村民受到强盗洗劫,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集资请来七位武士(枪手)相助。最后,七侠死亡过半,战胜了强盗团伙,保卫了农民。黑泽明原作与本文主题无关,且略过不提。新旧版《七侠荡寇志》作为典型西部片,在豆瓣上的评分同为中规中矩的7.4分,也算公允。对照旧版,新版最令人惊讶之处,就是政治正确的芳香整整弥漫了两个小时。
  1960年,黑人在美国仍然遭受着严重歧视,故旧版中的“七侠”,清一色是白人枪手(个别好汉兼擅飞刀)。新版里白人枪手被削减至三人,另外四条好汉,族裔分别是黑人、墨西哥人、印第安人及一位与中国上海有染的亚裔刀客,丹泽尔·华盛顿扮演的兼有执法官和赏金猎手身份的黑人好汉,更是跃居七侠之首。不出意外的是,新版中的三位白人枪手在最后的大决战中一一阵亡,三名属于弱势族裔(黑人、墨西哥人、印第安人)的好汉,则被设定为幸运儿,以凯旋者身份接受村民的欢呼。另一位阵亡者留给了来自上海的好汉比利,大概算一种待遇,与今日美国人不认为中国人算弱势群体有关。至于“比利”之名是否含有向功夫明星李小龙致敬以便顺手讨好中国人之意,待考。“比利”曾是李小龙的角色名。总之,谁可以死,谁死不得,就像中国民间酒席上的座次,大有讲究,导演的精细安排与当今美国社会的政治正确要求,严丝合缝。
  旧版中向好汉乞援的村民是墨西哥人,这使得七位美国枪手的行为兼有国际救援的性质。导演或许担心有人借机联想到美国军队当年对拉美国家实施的大量武装干涉,故一笔抹去,新版里的村民变成了地道的西部美国人。旧版中的墨西哥村民曾有背信弃义之举,他们出于自私,告发了七位好汉,致使七人一度落入匪徒之手。虽然美国农民早已不是弱势群体,但导演为安全起见,还是将这段烦人情节悉数删除。于是,旧版中对人性还算犀利的那点挖掘,随之烟消云散。
  对于只想通过“爆米花片”过把视觉枪战瘾的观众来说,没有必要体会导演处处回避政治正确雷区的用心。但另一些对历史真实多少有所讲究的观众,则会觉得格格不入。
  故事发生的时间是1879年,那是一个美国虽然从法律上消除了奴隶制、黑人权益仍然极度虚弱的年代,在除北方之外的其他地方,充满耻辱意味的“种族隔离”仍是黑人的严峻现实。但影片中丹泽尔·华盛顿扮演的黑人枪手,自始至终不曾因肤色受到刁难,人们尊重他的方式,与尊重任何一位男性白人无异——或者不如说,他就像奥巴马那样得到尊敬,观众无法从影片中感受到丝毫“种族隔离”的气息。白人们自如地称他“先生”,和他拥抱喝酒,但历史告诉我们,仅仅十多年前,南方种植园里的黑奴夫妻,连互称“先生”“太太”的权利都没有。总之,一位坐在电影院里的黑人观众,不会因为影片的年代而令自尊心受到困窘。他越是不在乎历史事实,观影体验就越酣畅。
  华人观众也是如此。依我的观影阅历,在那个本来由约翰·韦恩、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等白人演员主导英雄命运的类型片里,中国人从未被分配过如此阳刚并令人振奋的角色。我记得韦恩主演的《大地惊雷》里有过一名中国伙夫,地位接近仆人,无论身形气质,都有一股浓烈的弱势民族味道。在《黄昏双镖客》里,当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与一位旗鼓相当的白人枪手互相射击对方帽子时,一头戴瓜皮帽、形貌狐疑、智力可疑的中国堂倌,被安排在两人中间,受尽捉弄。堂倌最后扔下箱子落荒而逃的可笑镜头,凸现了那个年代的导演对中国人的认知。
  忍心地说,相比新版《七侠》里精明强悍的比利,老西部片里对中国人的描摹,其实距真实的历史更近。当年美国西部的华人大多来自广东台山,身份是契约奴性质的劳工,从事着修建太平洋(4.210, -0.02, -0.47%)中央铁路之类的艰苦劳作。由于当时的美国人视华人是难以被美国归化的人种,习惯加以欺压。当年曾有一条法律,“禁止中国人在法庭上提供不利于白人的证词”,这等于公开宣布华人不受法律保护,任何人都可随意凌辱。在这种凶险环境下,华人卑怯小心,谨慎自保,在行为上显出一定的奴性,原也不足为怪。美国学者做过统计,当年的华人甚至连智商都低于全美平均数,“但到20世纪30年代,华裔少年的智商就相当于或高于全美平均数了,而且后来一直如此。”
  观众在新版《七侠荡寇志》里看到,形象俊朗且不留辫子的华裔青年比利,甫一登场,就在与某白人枪手的公开决斗中,用两只飞镖,手法利落地击杀了对手。真是痛快!只是不知历史真相委弃何处了。说到辫子,那原是当年心系大清故国的华人最为珍爱之物,失去辫子意味着归国无望。所以,剪掉华人辫子,曾是白人流氓针对华人的“一个很时兴的恶作剧”。在电影里,导演没有安排比利蓄根长辫子,只有一个原因:服从政治正确。
  导演是聪明人,让喜欢娱乐的观众尽情娱乐,让喜欢在政治正确上说三道四的家伙,找不到下嘴处。他唯一付出的代价是,使影片在某些地方变得愚蠢。我一直是黑人导演福奎阿的粉丝,我知道他很聪明,至少聪明到这种程度:有能力靠适度的愚蠢来推动票房。
  四
  新版《七侠荡寇志》摒弃对历史的尊重,正是为了确保影片在政治正确的道路上闯关夺隘,熠熠生辉,这证明了著名指挥家丹尼尔·巴伦博依姆的一个论断,在与爱德华·萨义德对话时,他言简意赅地指出:“‘政治正确’这个词同时也意味着哲学上的不正确,因为它意味着妥协。”这里的“哲学”可以替换成任何与真理、事实相关的内容,我们也可理解为:“政治正确”常会堕落成一种不惜用事实错误加以捍卫的东西。
  政治正确原本拥有一个无懈可击的出发点,依一项经典定义,它是指“一系列目的在于避免攻击或打压那些在社会上因为性别、种族或残疾等原因处于弱势或被区别对待的群体的语言、政策和措施”。从文明的发展观来看,任何人都应依此行事,避免伤害弱势群体。但是,如果只是规划了河流的大致方向,却没有加固堤防,我们也可能无法约束水流,控制它的泛滥。当政治正确在实行过程中升格为一项高优先级且不可逾越的绝对禁令,导致与之相左的创造性行为(包括诚实的学术研究、富于想象力的艺术创作)不得不绕道而行或觳觫不前,从而延迟社会在智慧层面上的推进,我们就应正视这份阻碍,在确保政治正确的积极成果得到延续的前提下,找到可行的纠偏方案。毕竟,一种听上去很合理的原则,在指导过程中总是令优秀人士(如哈罗德·布鲁姆)泄气并哀叹连连,平庸之辈则欢呼雀跃,肯定是不对劲的。
  不管怎么说,政治正确虽然没有让世界变得更好,没有它,将更加糟糕。下一篇我将试着说明,这不是一句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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